硅谷并没有发明什么 – 作者:阿伦·拉奥

本文来源:罗辑思维

硅谷的人们发明的东西很少。计算机并非硅谷的发明,硅谷从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硬件公司或软件公司。硅谷没有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和智能电话。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也并非出自硅谷。硅谷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些技术“迅速传播”。硅谷有着独特的,近乎魔鬼般的嗅觉,能迅速理解一项发明对于社会的可能的颠覆前景,并从中挣到大钱。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变成了破坏性的创造。这就是人们谈起硅谷是创新工厂时的终极含义。

这些离经叛道的个人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人们,尤其是欧洲人会奇怪,为什么硅谷出现在美国?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总的说来,美国对于这些人才比欧洲友善,而加州最为友善。西服和领带是我最喜欢用的比喻。在欧洲,不穿西服、不打领带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雇员,所以能在等级阶梯中爬升的人往往也是穿着考究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渊博、精明能干和具有创造性的人。而在加州,亿万身价的人穿的也是牛仔裤和T恤衫。

硅谷的故事未能发生在欧洲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欧洲人不愿冒险的思维模式。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可以对此做个概括。我曾在一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工作过10年,每当一个工程师团队有一个新产品的想法时,经理人员就会问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有人干过这个吗?”如果他们回答“是”,经理就会说:“我们太迟了”;如果他们回答“否”,经理就会说:“那就没必要了”。这样,工程师们就没法做什么新东西。而在硅谷,美国人敢于冒险的热情得以发扬光大。硅谷培育了一种敢于冒险的文化,进而把它变为一种科学。

硅谷同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大学教师的思维方式。欧洲大学是静止和封建的官僚体制,一名教授就好像一个男爵,他向助手们赐以恩惠,同时他又是系领导的终身奴仆。与此相反,湾区的高校鼓励其教员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

人们可能会质疑何以硅谷发生在西海岸而不是在美东?后者的居民教育程度更高、更加富有,而且更加国际化。这个答案与为什么嬉皮士诞生于旧金山,或者自由言论运动出现在伯克利是相同的:是一种独特的反现存体制的情绪,以及一种要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使然。

关于硅谷的“失败”的故事被谈及的很少。实际上,很多产业在这里虽然有很强的基础,包括当地大学里的大量研究项目,但都始终未能做大做强,如人工智能、激光、虚拟现实技术等。

促进硅谷发展的金融因素有很多。然而,当人们在这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之后,硅谷便开始受益于其自产的百万富翁的慷慨。慈善活动和天使投资为打造创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当你还不富裕的时候要有创造性,当你富裕了的时候要支持创造性。”这可以成为硅谷创业者的座右铭。湾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社会压力让你必须“与众不同”、必须“做到最好”。当靠自己的奋斗致富的人们聚会时,他们不只是吹嘘自己如何淘到第一桶金,还会谈论如何花钱以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事业,或为初创公司添翼助飞。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奋斗成就的百万富翁对于使之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体制怀有感恩之情。这一现象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硅谷尤其得到了最为崇高的体现。

因此,硅谷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实验田,然后才是一个科技和创业精神的实验田。硅谷通过与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结成的三角关系,促成了先进科技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结合:硅谷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先进科技结缘(这是社会学的实验),与此同时,也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结缘(这是经济学的实验)。这使硅谷成为了一个多样的世界。

节选自《硅谷百年——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作者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罗胖曰:

互联网往往给人一个误解——

以为那些连接“点”的“线”是最值钱的。

比如现在最有钱的互联网公司,都是这些连接“线”。

但是我觉得,在不远的前方,“点”的价值将会爆发。

爆发的方式,是呈现为一堆堆的“点簇”。

就像牛顿和达尔文时代的英国皇家科学院。

就像盛唐时的诗人群落。

就像硅谷。

交流一旦便捷,牛逼人将成堆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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